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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一份《中山大學學生會2018—2019學年度干部任命公告》讓不少人大跌眼鏡——夾雜在200多個學生干部崗位、姓名中的，還有“正部長級”“副部長級”字樣。面對洶涌而至的輿論壓力，中山大學學生會立即刪除了這則“學生會干部任命公告”，并表示“錯誤使用了級別的表述，對此深表歉意”。一時間學生干部群體再次被置于輿論場的中央。

­　　校園，官場，本不搭界的兩個圈子何時糾結在了一起？當圍觀者漸漸散去之時，記者對大學學生干部這一群體展開了調查。

­　　1、工作成績背后隱藏“官僚化”問題

­　　這幾天，面對這些負面新聞，剛踏出中山大學校門的韋墨（化名）倒為母校“感到委屈”。他曾是該校某學院學生會主席，作為“局內人”，他試圖向記者解釋，這次“干部任命公告”背后的邏輯。

­　　目前，中山大學現有本科生33000余人，校學生會干部人數總計210人，由三校區五校園不同院系的同學組成，“學校大，校區多，管理難度很大”。“部長級”的標示，可能是為了對跨校區機構崗位和校區內部的部門崗位進行對比和說明，便于開展日常工作，進行學校、學院的考評。

­　　韋墨承認，“比起其他學校的學生會，中大學生會還是為大家做了不少實事”。比如，中大學生會一直在悉心打造一個名為“十大提案”的活動，任何團隊可就某項有關校園生活的提案進行調研。按照中大學生會提供的數據顯示，這個活動年均報名隊伍高達280支，問卷總數超過20000份，提案跟進率接近100％,基本落實率高達40％……韋墨說，“關系學生生活的問題，幾乎都能通過這個渠道反映和解決”，中山大學東校園籃球場的照明設施得到改善，校園APP開始啟用，還有學生提交了“關于中山大學師風師德規范細則的建議”的提案。

­　　中大學生干部的成績，每個學生心中都有一本賬。但是，韋墨表示，“在看似不錯的成績背后，卻隱藏著學生干部‘官僚化’等問題，而苗頭從學生會選舉就開始了”。

­　　按照中山大學學生會選舉規定，校學生會的主席、常委等干部由學生代表大會選舉產生。他告訴記者，近幾年，學生代表都能收到內容為“建議名單”的短信，希望大家“支持與配合”，投票給其中的一個或多個候選人，范圍涉及中山大學四校區大主席一職。韋墨向記者展示的材料顯示，2016年“建議名單”涉及6位同學，2015年“建議名單”共涉及10位同學，還包括大主席“建議人選”。十分常見的拉票行為讓韋墨感覺“學生會正在異化”。

­　　可能沒人會注意到，早在2008年中山大學首開高校直選學生會主席之先河。當年，全校33123名本科生用“一人一票”的方式，直接選舉產生校學生會主席。十年間，就連這樣一個曾引領風氣的學生團體，也沒有逃脫被指“官僚化”的命運。

­　　2、學生干部身份的隱性“實惠”

­　　無獨有偶，2016年，一份江南大學公布的學生會儲備干部名單，同樣讓人驚訝不已。此份文件，從形式到內容，再到發文程序均參照政府“紅頭文件”，一板一眼有模有樣，讓很多人在驚嘆高校學生會已經如此程序化、規范化的同時，也不免感嘆“學生會就是小官場”。

­　　記者調查發現，學生干部“官僚化”，并未僅僅停留在一紙任命書上。有學校還概括出“主席端架子，部長叉著腰，干事跑斷腿”的順口溜，有些學生干部“領導”只發令不干事，所配的助理不僅要處理各種雜事，有時還要為學生“領導”寫各類發言稿。

­　　武漢大學學生杜什悅曾經偶遇學生會同學，因沒有稱呼其“副部長”而僅喊了一聲“學姐”，就被扣了“目中無人”的帽子，被所在“部門領導”訓斥，這讓剛進入學生會的她“無所適從”。

­　　對一些人來說，擔任學生干部并不是為了“過官癮”那么簡單。

­　　去年，某師范學校新聞專業的劉怡然在獎學金評選中“敗下陣來”，她把原因歸結于學生干部的加分制度，“按照成績我可以拿到三等獎學金，但是一加分，這些學生干部就都排在前面了”。可能只有一兩分的差別，卻能拉開差距，這讓學生干部在三好學生、獎學金等榮譽的評比中，有了更高的臺階。

­　　正是有了學生干部身份，相比其他同學而言，北京某高校的陳雨本科畢業時更加容易地選擇了“曲線保研”，去西部高校支教一年，再被保送至本校讀研。記者發現，最后，參加這個項目的學生幾乎沒有不掛著“官銜”的。

­　　采訪中，很多學生表示，在學生會能鍛煉自己各方面的能力，同樣可以更早、更多地接觸各種信息，和老師們建立更好的關系，還能享受額外機會，獲得“實惠”。校園“官場”的背后是利益——獎學金、保研加分，因干部身份而來的實惠成為一種理所當然。為了獲得獎學金、保研加分等，很多人會想盡辦法躋身學生干部隊伍，并用心經營自己的“朋友圈”。

­　　學生干部的示范作用應該體現出相當程度的“利他精神”而不是“利己主義”，北京師范大學教育學部教授洪成文表示，今天的學生干部很可能成為明天的社會中堅，他們在“利他”和“利己”方面的取舍，將會影響到未來社會的價值偏向。

­　　如今，學生干部不再是能力突出、成績優異、服務同學的代名詞，在一些人眼里，它甚至代表著完全相反的含義。某傳媒行業公司的人力資源部門公開內部招聘規則：面試時，直接淘汰學生干部，理由是：學生干部大都奉行“幼稚官僚主義”，“過分注重人情世故而忽略學習”。

­　　3、有些老師“言傳身教”，學生干部“有樣學樣”

­　　目前，各大高校學生會組織的機構設置、管理體系、運行規則都是模仿社會組織。一般情況下，學生會干部由學生代表選舉產生，但是，實際情況更為復雜，受人為因素影響較大。

­　　某高校學生高志興在學生會競選時獲得了最高票，但是，在團委老師的“影響下”，只擔任了學生會副主席。記者發現，各個高校學生會選舉并未形成一套完整機制，一定程度上，團委老師和輔導員們掌握了學生干部的“任免權”。

­　　2017年初，共青團中央、教育部、全國學聯印發《學聯學生會組織改革方案》中提出，學生會組織脫離學生、學生干部產生機制不規范、作風建設問題突出。

­　　最近，為了舉辦一個電影節活動，北京某高校大三學生會干部劉米（化名）忙得不可開交，“雖說活動是團委指導舉行，但是團委老師從來沒給活動提供過支持，連策劃案都沒看過，場地審批也一拖再拖”。

­　　劉米告訴記者，“一些團委老師不考慮工作實際，只擔心能不能給上頭交差”。最后，舉辦的活動由于缺乏“群眾基礎”，淪為學生干部“自導自演”“自娛自樂”，而這些老師“還會像模像樣地蒞臨指導”。

­　　記者調查發現，學生會的日常工作一般由團委書記和輔導員傳達給學生干部執行。而他們評價學生干部的工作好壞，往往是根據其與自己的親疏遠近，工作是否聽話等因素做判斷。在學生干部的飯局上，自然也少不了輔導員和團委老師的身影。相比做服務同學的工作，在部分學生干部看來，陪酒擋酒、溜須拍馬和經營權力，按照輔導員和團委老師們的眼神行事，顯得更為重要。劉米反問道：“現在，學生干部只對上向這些老師負責，卻不對同學負責。有樣學樣，誰來保證學生干部的質量？”

­　　此前，某大學團委副書記張超接受記者采訪時就坦言，對于直接與學生干部打交道的團委老師，普通教育工作者的角色比“有級別”的行政官員的定位更加準確，他們的“言傳身教”會潛移默化地影響到學生干部的價值觀和行為。

­　　4、如何減少學生干部的官氣

­　　按照規定，高校學生會是學生自己的群眾性組織，是學校聯系學生的橋梁和紐帶。“官僚化”氣質與其定位和宗旨明顯“格格不入”。那么，該如何減少學生干部的官氣？

­　　多年來，高校學生干部選拔由于形式單一、未形成有效體系，且人為干預非常明顯，使莊重的選舉流于形式。大連理工大學高等教育研究院教授羅志敏坦言，要建立起學生干部民主選舉程序，讓全體學生參與選拔過程，尊重全體學生的選擇，從源頭上防止學生干部“官僚化”。

­　　而在學生會的日常運行中，同樣嚴重缺乏對學生干部的監督和評價，學生干部的退出機制更是完全被忽視。洪成文建議，要凸顯“服務意識”和“程序公平”，建立相應的激勵辦法、考核監督和退出機制，保證學生干部的積極性和先進性，杜絕官僚之風。

­　　“除去功利化訴求，才能使擔任學生干部的目的更加純粹。”河南某大學團委書記柳智（化名）告訴記者，應讓學生會回歸到服務學生的自治組織本位上來，弱化學生會干部的福利待遇，取消評優評先、保研、入黨、選調生招考等優先權，終結學生會的“官僚化”趨勢。據了解，該校從5年前已經將學生干部與加分脫鉤，“官僚化”傾向得到了一定扭轉。

­　　這次，學生干部“官僚化”再次引發人們對高校行政化甚至是大學精神的關注。有評論認為，大學學生會的這種問題，是大學行政化在學生群體中的表現。

­　　洪成文分析，“官僚化”又稱“科層化”，指正規組織日益具備官僚制機構的特征的過程。因為官僚制具有分工明確、權利清晰等特點，在軍事、行政機構中，能夠起到積極作用。但是，沒有充分的證據證明一個科層特色濃厚的大學，在培養學生思維能力、創新和批判精神方面具有優勢，事實上反而會導致教學、科研和管理等圍繞重心的偏離。“沒有哪一所大學是憑借‘官僚化’運行，建設成世界一流的。”洪成文說，“認清高校的組織特殊性，行政化必須得到迫切解決”。

­　　大學就是一個小社會，大學校園里的問題幾乎與社會頑疾一一對應，不能苛求大學絕緣于社會轉型期的大背景之下。但是，每當提出要解決出現在大學校園中的問題時，總會遇到這樣的尷尬回答——“社會就是這個樣”。在羅志敏看來，如果一直陷入這個“錯誤邏輯的怪圈里”，許多問題都得不到解決，還會自我麻痹，“大學的意義在于重塑理性，潛移默化地影響社會，甚至是引領社會的改變”。

­　　（本報記者 陳鵬 周仕興 本報通訊員 任天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