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軍瞄準了誰？　

　　以好戰聞名的美軍太平洋總部司令小哈利·哈里斯海軍上將近期再放厥詞：“假如中國繼續推進控制南海航道的活動，無論是短期還是長期，我將建議美國進行軍事回應。”哈里斯還要求他的部隊必須做好“今夜就開戰”的準備。哈里斯的言論再次震驚了世界，西方各大媒體立馬跟風拋出了一系列聳人聽聞的大標題，如《美軍將準星瞄準了中國》《中美之戰不可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戰指日可待》等等。其實世人對此不必驚愕，美軍的準星從來就不曾對準地面，而是時刻瞄準著特定的假想敵……

　　哈里斯

美國需要假想敵

　　哈里斯的言論在美國并不是一個孤立的個案。成長于濃厚憂患主義氛圍中的美國人深信：“只有那些不斷處于外敵挑戰中的文明形態才能幸存下來。”這或許可以解釋，美國的成長史就是一部不斷更新和打擊假想敵的歷史——英國、墨西哥、西班牙、德國、日本、蘇聯……換言之，美國一直徘徊于“自我與他者”身份的辨別與界定之中，即必須在不斷尋找“他者”的過程中確定自己的國家定位與戰略選擇，這個“他者”就是假想敵。當下，美國的實力可以說是“獨步天下”，就像《2015年美國國家安全戰略》中所描述的：“美國的實力更加強大，地位更加牢固……我們有一支強大的軍隊，其實力、技術和地緣政治覆蓋面在人類歷史上無與倫比。”然而，美國卻處在一個“有勁沒處使”的尷尬境地。為了消除這種尷尬，并保持高昂的斗志，美國似乎比以前更需要假想敵，哪怕是生拉硬扯出一個或幾個假想敵，時常喊一喊“狼來了”，這樣才更有利于確立自己的身份，實現自己的戰略。美國著名政治評論家查爾斯·克勞薩默甚至發出了“美國需要敵人”的感慨。在這些假想敵的“逼迫”下，美國才有動力制訂出一套又一套戰爭預案，支撐美國在全球各地指手劃腳，繼續維持世界霸權。

　　然而，不是誰都有“資格”能成為美軍準星瞄準的目標。《2015年美國國家軍事戰略》就此指出，俄羅斯、中國、伊朗、朝鮮和恐怖組織“正在試圖修正國際秩序的關鍵方面，其行為方式威脅到美國的國家安全利益”。美國國防部長卡特于2016年4月5日在華盛頓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再次確認，俄羅斯、中國、朝鮮、伊朗以及恐怖組織是美國當前面臨的五大戰略威脅。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對卡特的言論進行跟進研究指出，這五大戰略威脅其實就是美國決策層為美軍設定的假想敵，但它們并非處于一個量級，其中俄羅斯和中國為第一層級，可能會與美國發生“火星撞地球般”的大規模戰爭，對美國造成毀滅性的打擊；朝鮮和伊朗為第二層級，可能會與美國發生“小行星撞地球般”的地區性戰爭，使美國的戰略重心暫時發生偏移；恐怖主義則為第三層級，其已經與美國發生了“隕石墜地球般”的“世代戰爭”，雖不至于把美國拖下全球霸主的寶座，但也足以讓美國難以安睡。

　　美國對三個層級假想敵的重視程度也隨著形勢的變化而不斷進行著調整。這正如《2015年美國國家軍事戰略》所言：“十年來，我們的軍事行動主要包括打擊暴力極端主義網絡的行動。但是今天，以及在可預見的將來，我們都必須更加關注國家行為主體所構成的挑戰。它們越來越能夠挑戰地區行動自由，威脅我們的本土安全。” 美國前國防部長蓋茨在《外交事務》雜志撰文對此進行了注解：“美軍將來不再會重復類似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任務。美軍對傳統作戰技巧已十分生疏，美軍未來的作戰對手將轉回傳統的國家軍隊。”

“火星級”假想敵：俄羅斯和中國

　　美國情報界在《2016年全球威脅評估》中毫不掩飾地指出，美國在全球面臨的威脅何其多，但只有俄羅斯和中國才能對美國構成全方位、立體式和結構性的威脅。具體到詞頻上，頭號假想敵“俄羅斯”一共出現了81次，二號假想敵“中國”一共出現了42次。二者出現的頻率遠遠高于其他威脅行為體，其在美國心中的“分量”由此可見一斑。

　　美國之所以認為俄羅斯是自己的頭號假想敵，并不是因為其實力是假想敵中最強勁的，而是因為其挑戰美國霸權的意愿最為強烈，行動也最為“火爆”。一是俄羅斯試圖“重返東歐”。俄羅斯總統普京公開宣稱美國和北約是俄最大的外部威脅，不僅出兵格魯吉亞支持南奧塞梯和阿布哈茲獨立，策動克里米亞脫烏入俄，向烏克蘭秘密派遣軍事和準軍事部隊，還向周邊國家施壓，讓它們加入由俄羅斯主導的東歐經濟聯盟。近來為針對北約東擴，特別是美國在東歐部署反導系統，俄羅斯戰略火箭兵司令卡拉卡耶夫強硬表態，俄將采取包括換裝、研制新型導彈系統在內的多種手段進行應對。二是俄羅斯強勢介入敘利亞沖突。俄羅斯空襲敘利亞境內“伊斯蘭國”和其他極端主義組織，是幾十年來其首次在蘇聯地域之外使用武力，這充分表明了俄軍事能力已有了實質性的提升。此舉還意在向世人表明，美國反恐根本就是“出工不出力”和“別有所圖”。三是俄羅斯積極提升軍事作戰能力。自2011年啟動投資巨大的軍備升級計劃以來，俄軍不僅徹底重組，而且也裝備了新武器，如新的T-90主戰坦克、新的蘇-34戰斗轟炸機和新型攻擊潛艇。更令美國揪心的是，據美國情報界《2016年全球威脅評估》稱，俄軍還持續推進尖端網絡發展計劃，并違反《中程核導彈條約》發展威力巨大的陸基巡航導彈，研究和發展反衛星導彈。

　　美國把中國列為二號假想敵的理由也有三。一是認為中國持續快速增長，危及美國霸主地位。美國國內有不少人認為，在過去的10年中，美國由于忙于反恐戰爭而無暇東顧，導致中國在亞太地區“坐大”。實際上中國最大的“罪狀”就是奮發圖強，導致國家實力增長到讓美國“嫉恨”的水平，美國唯恐中國將會挑戰美國的領導地位。二是認為中國“將軍事現代化置于不可或缺的地位”。美國國防部發布的《2016年度中國軍事與安全發展態勢報告》指出，在截至2015年的10年時間里，中國國防預算保持了年均9.8%的增幅。尤其是從去年拉開帷幕的軍隊改革，更是標志著中國軍隊現代化建設進入一個新階段。其成為了中國取得大國地位、實現“中國夢”、推進國家利益的關鍵支撐。縱覽近年美國發布的中國軍力報告，除了認為中國軍力發展“已超出解決臺灣問題的需求”，“勢必改變亞太地區軍力對比”外，更判斷中國軍事現代化的目標是破解美核心軍事優勢，從而擁有與美軍直接作戰的能力。三是認為中國的行動正在加劇亞太地區的緊張局勢。《2015年美國國家軍事戰略》“憂心忡忡”地指出：“中國對幾乎整個南海提出的領土主張是不符合國際法的。國際社會繼續呼吁中國以合作和不采取高壓手段的方式解決此類問題，然而中國的反應卻是咄咄逼人地進行圍海造地。”

“小行星”級假想敵：朝鮮和伊朗

　　2002年1月，美國總統小布什在國情咨文中拋出了著名的“邪惡軸心”說，伊拉克、朝鮮和伊朗“榮登”榜單。如今，伊拉克已經“陷落”，被美國的“民主理想”折騰得死去活來，伊朗和朝鮮則理所當然地繼續享受美國的“悉心”關注。

　　朝鮮在今年相繼進行第四次核試驗、發射衛星和試射導彈等一系列“壯舉”后，對美國的威脅指數直線上升。一是對核不擴散機制進行了致命打擊。美國擁有全球最大的核武庫，但最擔心別國的核武器“威脅”自己。美國認為朝鮮追求核武的系列舉動促使韓國和日本重新評估對核武的需求，這將可能使該地區乃至全球核不擴散機制土崩瓦解，從而引發大規模的核擴散浪潮。二是發生核恐怖主義的可能性驟增。朝鮮已有“以彈養彈”的行為在先，若其再實行“以核養核”的政策，那么將極有可能造成核武器擴散并落入恐怖分子手中的情況。將來，一旦發生核恐怖主義襲擊，對美國乃至國際安全的影響無疑是災難性的。三是對朝強化威懾起到了適得其反的作用。美國聯合韓日強化對朝威懾，雖有助于遏制朝鮮的“挑釁”，但也加劇了朝鮮對美日韓的敵視，刺激其加速推進核武進程。而朝鮮核武技術的不斷進步，反過來又在相當程度上沖抵了美日韓對朝威懾的有效性。2015年2月，曾在美國國防部長辦公室擔任顧問的范·杰克遜在美國會作證時指出，朝鮮在成為事實上的擁核國后，正在重點發展報復性核打擊能力。當朝鮮自信已經擁有應付大戰的核遏制力后，將會更不受拘束地展開多種形式的暴力威脅和軍事冒險主義行動。

　　伊朗與伊核問題六國（美國、英國、法國、俄羅斯、中國和德國）雖于2015年7月達成了伊核問題協議，但美國卻始終沒有放松對伊朗的警惕。一是美伊雙方積怨已久，不可能在短期內真正做到冰釋前嫌。美國深知其在2002年公然將伊朗定性為“邪惡軸心”，隨后又將其升格為“暴政前哨”和“支持恐怖主義國家”，這才導致了連伊朗國內溫和派也認為只有強硬和對抗才是唯一辦法。如今，伊核問題雖已達成協議，但伊朗對美國的仇恨之情顯然不可能就此消失，雙方之間的明爭暗斗仍將繼續。二是伊朗不愿放棄海灣地區的“霸權”。過去相當長時期，伊朗處在薩達姆政權和塔利班左右夾擊之下，始終難以伸展。如今，中東隱然出現了一個伊朗—伊拉克—敘利亞—黎巴嫩真主黨構成的什葉派“新月地帶”，為伊朗革命性崛起提供了潛在盟友和“緩沖地帶”。這種局面是當年霍梅尼“輸出革命”都未能實現的長久夢想。對此，美國自然是心不甘情不愿。今年4月26日，美國牽頭30國海軍在包括霍爾木茲海峽、蘇伊士運河以及曼德海峽等多處重要海上戰略要道進行聯合軍演，就是這種心情的集中體現。伊朗對此舉也作出了強勢回應，表示如果美國及其盟友持續威脅伊朗的安全，伊朗將對其關閉霍爾木茲海峽以示懲戒。三是伊朗仍致力于發展自己的“撒手锏”武器。美國蘭德公司近期出臺的一份報告指出，正是美國的黷武主義和敵視伊朗的傾向，使伊朗生存危機感不斷加深，并深刻體會到“落后就會挨打”的叢林法則。于是，從 2015 年 10 月 11 日至今，伊朗至少試射了5枚型號不同的中程彈道導彈。而如果美國就伊朗試射導彈進行更多制裁，這勢必又會影響到伊朗核問題協議的實施，因為伊朗先前已明確表示，任何新追加的國際制裁都會危及這份協議的履行。

“隕石”級假想敵：恐怖主義

　　冷戰結束以來，恐怖主義活動呈現出更加活躍的態勢，美國成為了恐怖襲擊的首要目標，“9·11”事件對美國造成的傷害至今仍沒有完全愈合。

　　2011年后，因“基地”組織頭目本·拉登及其諸多追隨者被美國成功斬首，恐怖主義對美國的威脅程度曾一度下降。美國國家情報總監詹姆斯·克拉柏曾在2013年樂觀地指出，“基地”組織的核心力量已經衰弱，沒有能力再對美國發動大規模的襲擊。可誰知按下葫蘆浮起瓢，一個名為“伊斯蘭國”的恐怖組織突然如滾雪球般迅速壯大，成為對美國威脅最大的恐怖組織。一是“伊斯蘭國”具有不同以往恐怖組織的全新特征：準國家化。本·拉登的“基地”組織曾經肆虐多年，但由于它神出鬼沒，從來沒有公開、穩定地占據過成片的土地和人口，所以也從來沒有被認為是一個準國家的行為體。而“伊斯蘭國”則不同，其領導人巴格達迪自稱“哈里發”，并于2014年6月宣布建立“伊拉克和大敘利亞伊斯蘭國”。“伊斯蘭國”領導人甚至決定對美國本土發動襲擊，“9·11”事件的再度重演絕非毫無可能。二是“伊斯蘭國”具有強大的“吸引力”。2014年7月4日，巴格達迪登上了新占領城市摩蘇爾的大清真寺講道臺，發表了他唯一一次出鏡演講。之后，“伊斯蘭國”用自己的極端思想對伊斯蘭教義進行曲解和包裝，蠱惑一些國家的宗教極端分子前來投奔，以“圣戰者”的身份進入戰亂中的敘利亞和伊拉克。當這些人成為“伊斯蘭國”成員后，“伊斯蘭國”就驅使這些極端分子充當炮灰甚至“人體炸彈”，為其四方征戰。美國前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賴斯對此感慨道：“令美國人始料未及的是，引以為傲的西方普世價值觀有時竟然抵不過‘伊斯蘭國’的思想蠱惑。”三是“伊斯蘭國”雖然奉行原教旨主義，但擴充實力的手段卻并不原始。“伊斯蘭國”建立了一套相對成熟的行政管理體系，把自己升級為一個分工嚴密、自我維持的準政權組織。此外，“伊斯蘭國”還有著高效的“恐怖營銷”策略。其利用最新的社交網絡平臺，使得各股極端勢力都有了獨立宣傳的可能，各個極端分子都有了親身參與的體驗，由此大大提升了煽動的效應。對此，《2015年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無奈地指出：“我們的對手并不局限于一個獨特的國家或地區。相反，從南亞到中東和非洲，到處都有對手……它們可能對美國本土構成威脅。”

何時扣動扳機

　　冷戰結束至今，“寬松”的國際環境使美軍對假想敵“扣動扳機”的隨意性開始上升。一方面，蘇聯的解體掃清了美國對外動武的最大障礙。冷戰時期，為了避免任何不當行為導致危機升級以致引發正面沖突，美蘇兩國在軍事決策中都慎之又慎。蘇聯解體后，足以制衡美國的新興力量尚未形成，在外部制約力不足的情況下，美國對外動武的門檻開始降低。另一方面，作為世界唯一的超級大國，超強的綜合實力奠定了美國對外動武的物質基礎。與其他國家相比，絕對的軍事優勢又增加了其訴諸武力以達到目的的可能性。較之以往，美國動武的成本大為降低，從而膨脹了其采取軍事行動的主觀意愿，使它更加傾向于在國際關系中使用武力解決問題。

　　將來，美國是否會使用武力主要由國家利益所決定。具體來說，第一，美國至關重要的利益，諸如美國領土、公民和盟友安全以及經濟福祉等受到威脅時，其將采取一切措施捍衛這些利益，包括必要時單方面、決定性地使用武力。第二，美國重要的但并非至關重要的利益受到威脅，其雖不會影響到美國的生存，但卻會嚴重影響到美國的福祉和世界安全。此時使用武力的條件是：軍事力量能夠促進美國利益，實現政治目標，代價、風險與利益相稱，并且其他手段無效。此外，軍事力量的使用必須是“有限的”，并“反映了處于危險之中利益的相對重要性”。第三，當人道主義利益受到威脅且迫在眉睫時，可以在風險最低時使用武力。

　　總之，只要美國的超級大國地位不變，只要有效制衡美國的多極格局仍未形成，美國就必然不會放棄在國際關系中使用武力。據美國《紐約時報》近日報道，美國總統奧巴馬已經打破美國前總統小布什保持的紀錄，成為美國史上對外動武時間最久的總統。奧巴馬一上任就繼承了布什政府發動的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另外，奧巴馬還派特種部隊到敘利亞，并批準空襲利比亞、巴基斯坦、索馬里和也門的恐怖分子，使得奧巴馬政府已累計對7國動武。如果奧巴馬明年年初卸任時，美軍仍在阿富汗、伊拉克與敘利亞作戰，那奧巴馬將成為美國史上唯一在兩個任期內每一天都對外用兵的總統。而奧巴馬競選總統時還曾信誓旦旦地承諾要終結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2009年還榮獲了諾貝爾和平獎。美國總統林肯有句名言：“你可以一直愚弄某些人，也可以一時間愚弄所有人，但你無法一直愚弄所有人。”最應該認真反思這句話的，也許恰恰就是美國。（梁陶 王謙/文）